观点

我怀念“伪君子年代”

我怀念“伪君子年代”

      ——纪念毛泽东诞辰124周年

赵 磊(西南财经大学《财经科学》编辑部)

 

最近几年来,我时常想起毛主席去世之前的70年代中期。在今天主流记忆的叙事中,那是一个令人压抑的年代,一个濒临崩溃的年代。

然而在我的记忆里,70年代中期却并非一个濒临崩溃、令人压抑的年代,而是一个闪闪红星的年代。记忆深处中有关那个年代的感觉,就像夏日的晚霞那般灿烂,就像冬夜的寒星那样清新。

鲁迅说:“一部红楼梦,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”。同一个历史,在不同人眼里,差别甚大。

比如正在热播的《芳华》。回望火红的年代,今天的人们都看见了什么呢?经济学家看见了个人利益被压抑,社会学家看见了物质欲望被禁锢,政治学家看见了专制和愚民,才子佳人看见了政治迫害,流言家看见了宫廷斗争,冯小刚严歌苓看见了《芳华》……

而我,看见了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记忆的反差如此之大,我禁不住会有一问: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们,他们究竟看见了什么呢? 难道看见的都是各色精英在当代忆苦思甜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么?

我在网上看见一组数据:据抽样调查显示,今天有近70%的孩子承认没有观看过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和电视;有90%的孩子不知道“张思德”、“罗盛教”等人的事迹;有81%的孩子说身边的同学有破坏公物的现象;有近半数的孩子经常讲脏话;有10%的孩子说不会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;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不明白父母挣钱养家糊口的艰辛;有10%的孩子从来不做家务;20%左右的孩子路遇老师不会主动打招呼……

这就是当代忆苦思甜的结果,比这雷人的,其实远不止这些。

我敢打赌,他们中的许多人,将来会有相当部分被打造成范跑跑。我们面临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:今天的下一代有多少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?

自打“胡汉三又回来了”之后,“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,也不做在自行车上笑”的各类范跑跑就成了主流和名流,或主流和名流的跟班小厮。从此,《闪闪的红星》黯然退场,满眼都是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

如果生存的起点是“比坏逻辑”(你坏,我比你更坏),那么生存的终点也就必然是“烂得一塌糊涂”。难怪有人说:“与人比烂,其乐无穷”。

据说,今天的80后、90后、00后的智商,比起那个年代的同龄人要高出了许多许多。然而很遗憾,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精神世界,今天的小鲜肉们已经难以望其项背。这是一种年代的差别,更是境界的差别。

我历来认为,人与人的差别,不在智商,而在境界。比如,君子与小人的差别,其实并不在于智商的高低,而在于境界的不同。

公知们教导我们:“那是一个伪君子年代,有啥值得怀念!”于是,个人利益高于天的经济人放声高歌:“宁愿做一个真小人,也绝不做一个伪君子!”这就是“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,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”的由来。

想起了韩少功的《伪小人》:正人君子成了一个令人厌弃的符号,人们乐于甚至必须伪装成小人。

难道,拒绝了“高大全”,我们就必须彻底堕落,直至“伊于胡底”吗?从此以后,“我是小人我怕谁!”

我当然不喜欢伪君子。但是,若让我在真小人年代与伪君子年代之间做一个选择,那么对不起,我宁愿生活在一个伪君子年代。理由是:伪君子起码知道,公然下作是可耻的,是不能见光的。于是,小人也只能假装君子才能在社会上混。这就像《地道战》中的鬼子,即使做恶,也只能“偷偷地进村,打枪滴不要”。

在一个真小人年代,北岛的有诗云: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

在一个伪君子年代,北岛的诗可以这样改写:“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,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”。

真君子年代或难以企及,所以,“高大上”的人物(那个年代称之为“高大全”)难免有拔高之嫌。但是,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,不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么?

“法乎其上,得乎其中;法乎其中,得乎其下”。在一个人人争当“高大全”的年代,即使有伪君子鱼目混珠于其中,也比人人争着去做小人的年代要好。至少,与君子必须装成小人的“伪小人境界”相比,伪君子的境界还是要高出那么一丢丢的。

真小人年代当然会有个把君子,伪君子年代也有不少隐蔽的小人。然而,一个连小人、恶人、坏人都必须伪装成君子才能生存下去的社会,难道会比一个以下作为本事的社会更烂吗?

所以,在一个以下作为荣的真小人年代,在一个君子必须装成小人才能生存的伪小人年代,我怀念“伪君子年代”。

(2017年12月21日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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